国博大事记与名家 | 建馆初期的鲁迅日记

国博大事记与名家

喜迎中国国家博物馆成立110周年，国博君全新推出“国博大事记与名家”栏目，聚焦国博百十风采，向广大读者们分享110年以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悠久历史与优秀文博名家事迹。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于南京，鲁迅先生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招，任教育部部员;同年5月来到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7月9日，教育部在北京安定门内成贤街清代国子监旧址成立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前身之一）筹备处，以徐协贞为筹备主任;鲁迅先生对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极为关怀。

鲁迅日记: 

“6月25日，午后察国子监及学宫，见古铜器十事及石鼓文……”(1912年) 

这段记裁，就是先生为历史博物馆选觅馆址时的事情。

国立历史博物馆的最初选址为国子监衙署一座

历史博物馆筹备之物，藏品只是国子监的一些旧陈设，鲁迅先生认为博物馆应该具有大量的、丰富的藏品;这个时候，正值清代政府刚被推翻，“奉天行宫"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物，鲁迅先生认为这是应该由历史博物馆接受保管的，当时教育部部员数人前往沈阳，准备接收拨交历史博物馆。

1927年《国立历史博物馆陈列室物品目录》

鲁迅日记:

“12月12日，上午许季上，戴芦舲、齐寿山自奉天调要清宫古物归，携来目录十余册，皆磁、铜及书画之属，又摄影十二枚，内有李成仙山楼阁图，又有崔白刻丝一路荣华图，为鹭鸶及夫容……”。(1912年) 

这些“奉天行宫”的文物，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后来未能接归历史博物馆保存，但历史博物在1926—1927年出版的“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中连续刊载了“盛京清宫藏品录”;这个“藏品录”前面，有一段“小引”，把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说得很清楚。

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鲁迅先生和历史博物馆保持了经常的联系。1918年，历史博物馆从国子监迁到天安门内午门外的地方，在人力物力困难的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博物馆，终于在1926年10月正式开放了。但使人感到遗憾的是这个受到鲁迅先生经常关怀和指导的博物馆，当它正式开放和群众见面的时候，先生却在两个月前离开了北京，赴厦门任教去了。 

关于鲁迅先生在北京和历史博物馆的详细情况，我除了听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三十多年的张文勋同志和已故的马鸿德同志谈过以外，还从鲁迅日记中逐年找出许多重要的材料来，如: 

“8月12日，午后同戴芦舱，许季上游雍和宫，次至历史博物馆”。(1913年) 

“9月9日，下午往午门”。(1918年) 

“11月24日，下午往历史博物馆”。(1919年) 

“1月8日，午后往历史博物馆”。(1920年) 

“1月23日，午后往历史博物馆”。(1920年) 

“3月25日，午后往历史博物馆”。(1920年) 

4月17日至5月12日，其中有十四个下午，往午门(1920年)。 

“6月24日，午后往历史博物馆”。(1920年)。 

“3月23日，午后往留黎厂……又为历史博物馆买瓦当2个3元”。(1921年) 

“5月25日，历史博物馆附摹利玛宝本地图影片1分3枚”。(1923年)。 

“7月23日，上午以大镜一枚赠历史博物馆”。(1923年) 

“6月24日，婆子元赠永元十一年断拓片一枚，花砖拓片十枚，河南信阳州出，历史博物馆藏”。(1924年) 

“10月9日，午后往历史博物馆”。(1924年) 

“4月20日，午后往女师校讲，并领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1925年) 

上面就是我从鲁迅日记中摘要写出几条，遗漏的当有不少。不过，这里需要补充明的，就是1920年从4月17日到5月12日，鲁迅先生有十四个下午往午门，日记中未说到午门有什么事，据历史博物馆张文勋同志说，这是当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没收，运到北京，放在午门西雁翅楼，由部选派八位专家，分别整理。八人中有鲁迅先生，其他七人是许丹、朱炎、冯承钧、齐宗颐、曹冕、陈曾毂和钱稻孙，每天下午三时至五时，八人到午门楼上工作两点钟，把各利图书清理登配，编制草目;鲁迅先生和齐宗颐任俄、德文书，朱炎、冯承钧任法文书，许丹、曹冕，陈曾毂任英文书，钱稻孙任日文书。大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告结束，据说这批图书，除一部分由中国政府扣留外，后来大部分又还给德侨了。

此外，我们还可从鲁迅日记中看出，鲁迅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是极端热爱的，当他每月的“薪水泉”发下以后，他常常到琉璃厂或小市买些自己爱好的文物和拓片，他不但珍视自己的“收藏”，还把公家的收藏看成比自己的东西还重要;他为了临时保管几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以至牺牲自己的休息和睡眠。

鲁迅先生赠给历史博物馆的明代青花寿字瓷碗

高12厘米、口径25.5厘米、底12.3厘米。

鲁迅日记: 

 “11月20日，历史博物馆途藏品十三种至部，借德人米和伯特至利俾瑟雕刻展管会者也，以其珍重，当守护，回寓取毡二枚，宿于部中，夜许季上来谈，九时去，不眠至晓”。(1913年)

鲁迅先生赠给历史博物馆的明代"福寿喜” 大铜镜，径41.8厘米，边厚0.3厘米，镜背有篆文“福释寿喜”四字，镜纽有寿晋侯造"四字，是造筑人的姓名。此镜曾于1950年参加苏联中国艺术展置会。 

鲁迅先生这种爱护祖国文化遗产，认真负责和以身作则的工作精神，是我们今天每个从事博物馆工作的同志努力学习的榜样。我们应该播承与发扬鲁迅先生对祖国博物馆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使博物馆事业在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鲁迅先生和历史博物馆》一文，作者史树青，原刊载于《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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